对话“ISA最佳著作”首位亚洲获奖者:“中国学派”缺什么

在ISA“年度最佳著作奖”的历史上,唐世平是首位获得“年度最佳著作奖”这一奖项的中国学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学者。

唐世平的学术经历和大多数中国社科学者不同。他早年在美国拿到的是分子生物和遗传学的博士学位,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男”。直到1999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了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才算转行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

唐世平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处于国际问题研究边缘地带的学者(比如中国、印度、非洲等等),要想获得国际承认,的确要付出比中心地带(欧美国家)学者更艰辛的努力。其中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学术关系网络非常重要。

ISA在回复澎湃新闻的邮件中称,在2014年参评的46本著作中,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是唯一一本亚洲学者的作品。ISA同时表示,协会现任主席Amitav Achaya是第一位来自非西方的主席,他们希望更多的中国和亚洲学者能够参与ISA举办的学术活动中来。

国际研究协会(ISA)成立于1959年,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最受尊敬和会员人数最多的学会。ISA也是全球最大的社会科学类研究协会之一。ISA的会员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员总数超过6500人(2014年数据)。

边缘地带学者更难获得承认

澎湃新闻:作为首位获得ISA“年度最佳著作”的亚洲学者,您有什么获奖感言?

唐世平:其实没什么感言。我很高兴我能获得这个奖,我知道我的水平是够的。当然,获奖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和原因。如果说非要有点感言,(那就是)如果真的做出了好的研究,确实有可能获得国际的承认。

这样的国际承认不是我们想去推动就能推动的。我这本书在获奖前就获得了关注,因为这本书提供了新的理论理解。所以说,写书的时候不要想着拿什么奖,(只要)你努力了,就够了。

澎湃新闻:ISA评选“年度最佳著作”的具体标准、衡量指标是?

唐世平:从1990年开始,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ISA每一年都会颁发“年度最佳著作奖”,用以表彰在过去一年半内出版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著作。ISA每年的“年度最佳著作奖”不能由作者本人推荐,必须请他人提名。

我猜想,今年这46本书背后的提名人都是“大牛”,我的提名人是罗伯特-杰维斯(编注:美国著名政治学学者,代表作有《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接着,5个评委必须看完所有提名书籍,最后投票决定获奖书籍。当然,在评选中,评委们的主观意见肯定是重要的。

澎湃新闻:往年ISA的“年度最佳著作”通常只有1本,今年为什么有3本?

唐世平:的确,今年评了3本书,实属特例。我猜想这是ISA在评选政策上有所改变,毕竟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愈发纷杂,在著作类型上也会有不同之处。比如,我的著作偏理论化,别人的著作偏向道义或是实证类的研究,所以最后评选出3本不同风格的书。我个人认为我的这本书是有实力获奖的。

澎湃新闻:ISA历年获奖者中都没有亚洲学者,是因为亚洲学者普遍水平太弱?

唐世平:首先,西方学者有天然优势。像ISA,起初是美国本土的协会,逐渐演变成全球性的学术协会。

其次,语言障碍。亚洲学者或者说非西方母语学者在评选中不占优势。

此外,我个人认为,西方学者做学问,他们只研究欧洲、美国就足够。但是,如果一个亚洲学者如果只局限于亚洲地区研究,那么他几乎不可能得这个奖。

一般来说,亚洲学者需要做全球性的考察、研究更具宽广性的议题,或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足够贡献,这样才有机会获奖。我的书做的就是全球性的考察。在我的书中,亚洲或中国都只是作为我书中的一个案例出现的。

澎湃新闻:那您之前的两本英文著作有受到过提名吗?

唐世平:没有。我的第一本书,理论贡献肯定不如现在这本书的贡献大。那本书可以说是我为了写现在这本书的副产品。当然很多人会觉得我可能是在辩解,但我想说的是,处于国际问题研究边缘地区的学者(比如中国、印度、非洲等等),要想在国际学术圈中知名的国际性的出版社出版专著,其实是有不少困难的,需要有相当的社会关系。我当时都没有,这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

我认为我的第一本书的水平也足够在好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找到好的出版社需要“大牛”的支持和运气。比如我2008年初就完稿的书,到了2010年才正式出版,中间的这两年就在找出版社。我的第二本书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科学的理论),但是出版的过程同样也不是很顺利。

年轻学者可能不理解其中的艰辛,边缘地带的学者确实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和更多的努力。

所以,在这里我想强调,我一直认为,我做的事情不仅仅为我个人。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为中国或其他边缘地带的学者带来更多机会,我们能告诉中心地带(西方)学者,边缘地带学者也能做出世界性的理论。

澎湃新闻:您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系网中的位置是?

唐世平: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学界,我肯定不可能是人尽皆知的。但我认为,作为少数来自非中心地带的学者,确实有很多人知道我的工作。

除了学者之外,我还和一些出版社、学术期刊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比如我是ISQ的编委会成员,也很快会是其他两个重要期刊的编委会成员。我都是第一个进入这些杂志的编委会的中国学者。我想,这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乃至亚洲都是有利的。

澎湃新闻: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您是这些杂志的编委会成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能更容易发文章吗?

唐世平:那倒不是。事实上,编辑部可能会考虑回避的因素,不会把中国学者的文章分配给我审阅。而我本人其实要求很高。我为许多国际学术杂志审过稿,到现在只让一篇文章通过了。但如果这些期刊在约稿的时候,正好我知道有合适的中国的优秀学者,就可能有机会推荐给他们。

澎湃新闻:您个人体会,在国际关系学界,英文学术圈和中文学术圈有何不同?

唐世平:英文学术圈和中文学术圈的发展经历阶段不同,而且中文学术界内也有一些好的期刊,和英文学术圈的导向相似。

但总体说来,比起好的英文学术期刊,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的水准还是差很远。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是没有社会科学的,当时我们几乎都不懂社会科学是什么。因此,我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追赶。

我觉得,经历了过去20多年,特别是过去10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年轻学者都知道什么是好的研究,而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起点。

在具体差别上,我认为有两点,第一,在中文学术界,还是很难看到世界一流的研究。我不是指非要用英文做研究,而是指我们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实证研究的可靠性,都和国外有差别。

第二,中国学术杂志还是受其他因素影响(比如不发表些政策性文章就好像是非主流了)。因此,中国很难有纯学术研究杂志。很多学术杂志就像个怪物。

只解释中国问题不是“中国学派”

澎湃新闻:国内还有另外一种“另辟蹊径”的思路,他们希望通过构建所谓“中国学派”来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您在博客中曾对构建“中国学派”作出的回应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意思是?

唐世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然不是我的话语。我认为,发展“中国学派”没问题,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国关理论,我自己就在做这些努力。但大家是不是把我的理论当作“中国学派”的代表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觉得光呼吁构建“中国学派”是不行的,还需要做好的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得用英语写文章,而是我们要达到相当的“理论化”的水准。

比如,中国有朝贡体系、和谐、中庸思想等等,这些仅仅是“理论化”的起点,并未构成真正的“理论化”。有些“中国学派”的呼吁者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

换句话说,“理论化”是有讲究的——进入科学时代,真正的“理论化”事实上意味着不同的理论之间能够“对话”,即,西方学者也能理解我们的理论,就像我们也能够理解西方学者的理论一样。因此,如果达不到相当的理论化,只从中国经验谈、只能解释中国需要解决的某些问题,那不能称之为“中国学派”,也不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它不够理论。

澎湃新闻:需要哪些“理论化”的努力?

唐世平:这个问题比较难以简单回答。我简要提三点。

第一,我们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科学是需要传承的,完全抛弃西方理论的渊源和积累,肯定是不行。事实上,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寻找某些起点,这也是传承。那你不能说只传承中国元素,不传承西方的理论积累。这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

第二,不能只停留在呼吁上,要做足够理论化的工作。在我的书里也有中国案例,但中国只是一个支点,不是唯一的知识源泉点。

第三,理论化的成果(及,理论)必须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如果发展出的理论仅仅解释了中国现在的崛起,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产生国际影响力。有一些我非常尊重的学者认为“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就只是“中国崛起”及其相关的问题,我并不认为是这样。

澎湃新闻:那么您认为“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唐世平:我想不出来。我心目中的“中国学派”是这样的:做出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有独到的理论贡献,而这些研究者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并借鉴了中国的某些话语或概念。“中国学派”不是我们自己强加的所谓“中国学派”。

不该走定量和定性对立的道路

澎湃新闻:您提到“理论化”意味着要共同对话,那么做量化研究是最容易的对话方式吗?

唐世平:量化只是一种工具、技巧,它不是最最核心的理论。所谓好的理论或学派,都是关注了某些重要问题,至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方法。我也不认为非要量化才能通行,相反,我认为大的理论不大可能用量化来解决。所以说,技巧是放在第二位的,最重要的还是理论关怀问题。

简单来说,如果一个问题可以被量化,有量化的数据,那么可以用量化的方法,但有些问题也确实是量化解决不了的。我推崇方法技巧,但也不是唯方法论。

澎湃新闻:有人说,国内的国关学界关于定性与定量的方法之争,其实是“土鳖”战“海龟”,老一代战年轻一代。还有人觉得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反映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您怎么看?

唐世平:我认为这三种提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方法论的讨论不应该是意识形态的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也有量化研究,也有公式,比如剩余价值讨论。

我觉得这里面更多的是“饭碗”(或者说是“江湖地位”)的问题。比如,如果大家全部推崇量化研究,那做定性研究的就没饭吃;而如果我们否定量化方法,那些量化的学者又会被鄙视。这点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很突出,他们就是在走定性、定量对立的道路。

我认为,如果中国社会科学家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彼此学学对方的方法,可以省掉走许多的弯路。这是中国社会科学能缩短与西方的距离,甚至超越西方的机会。

就好比我手里有手术刀,有10把总比有2把强。所以说,尽管目前方法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归根到底是个关于“饭碗”或者说是“江湖地位”的辩论,但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

事实上,我的工作和我的科普的努力都是在试图告诉大家,不要去争论定性和定量哪个更好,这其实对科学进步是有害的。他们各有所长,也各有缺陷。要的研究者是根据情形选择方法,而不去过于追究那个方法更好。

未来国际社会的特征是规则制度更重要

澎湃新闻:《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这本书回答了什么问题?

唐世平:简单地说,这本书回答的问题是:假设国际政治体系是有变化的,这个变化是由什么驱动的?我的回答是由社会演化的范式驱动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的分歧为什么不能解决?因为他们是非演化性的,大家仅试图用唯一的大理论来解释问题。

我认为只有理解了国际社会是演进的过程,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争论不可解、有些大理论只适合某一个时代。

这本书的核心贡献,不是描述历史演进这个过程,而是研究这个演进过程的驱动力是什么。

描述是科学的第一步,确立事实。真正的科学理论是解决事实背后的东西,解决纷杂事实背后的驱动力。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回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我们的很多年轻学生和学者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个最根本的道理。

澎湃新闻:这本书的理论对理解中国的外部环境有何启示?

唐世平:应该说有一点,但不多。大概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违背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国际体系的基本逻辑,那么这个国家恐怕不大可能过的特别好,因为它会受到这个体系的逻辑的惩罚。

澎湃新闻:根据您的社会演化理论,可以预测未来的国际政治有什么显著特征吗?比如,现阶段的时代主题还是和平与发展,那和平和发展以后呢?

唐世平:这问题没法简单回答。大概这么说吧:国际体系的基本和平态势是比较肯定的,国际制度或者规则会更加重要。

年轻学者想成为“谋士”不现实

澎湃新闻:您作为理论学者,有没有接受过政策咨询的任务?

唐世平:我原来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时候做过一些,来复旦之后没有做过,我也不太申报这样的国家课题。我认为,高校的过于智库化会摧毁社会科学知识增长的根基,过于智库化是有害的。

澎湃新闻:现在国家对推动高校智库化有行政推动,学者在这一智库化浪潮中如何自处?

唐世平:学者要对自己的目标、责任有理解,没有好的研究,就不会有好的政策意义。现在有些学者以及单位的领导者都是这样一个心态:只要拿到批示就可。他们反而不再过于关心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对不对,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错误的政策,如果得到了批示并且实行下去,那会是个灾难。我认为好的学者应该先选择有一定潜在政策意义的研究,这个研究说不定会对国家有些作用,当然,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澎湃新闻:有人戏称“国关专家不如北京出租司机”,在您看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唐世平: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老百姓不大可能知道唐世平在做什么,他们只知道电视上在做评论的人是谁。我觉得那些不反映自己深刻积累的时事评论,只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副产品。

但是,中国媒介需求量很大,使得某些学者可以完全变成一个职业时评人。那部分人和我不是一类人。如果他们的评论出现了有问题的判断,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澎湃新闻:理论学者应该和大众媒体和政策时局保持距离吗?

唐世平:我认为所有社会科学家都需要关注现实世界,我自己也会写些政策性的内部报告,当然得不得到采用就是另一桩事情了。但是,好的理论学者必须与大众媒体和政策时局保持一定的距离。

许多年轻学者特别想成为中央政治局、中央办公厅的谋士,这很不现实——你没有一定的积累和水准是不应该去想这些问题的。其实,想做一些好的政策研究也很困难,我觉得至少需要5-10年的磨练吧,而且还与天赋有关。读了几本历史书就想出谋划策,真的很幼稚,我以前也这么幼稚过。

当然,我们一定要关怀现实世界,比如我会在某些问题上思考足够后做些科普,比如在《南风窗》写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就变成大众知识的来源之一,这是我们学者应该做的。

而在保持距离这一点上,不只是理论学者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做政策研究的学者也要保持距离,因为他们不可能什么都懂。

澎湃新闻:您在《南风窗》发表的一篇科普文《少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引发了不少争议。有历史学的读者质疑:您把中国古代史当成靶子,是不是搞错了?

唐世平: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多回应。我就简单说两点。首先,大家放心,我读过很多中国历史,我也尊重好的历史作品,我也特意多次强调说社会科学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不是否定研究中国历史,但有些中国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意义确实有限。

其次,也有一些历史系老师觉得我说得对,比如研究唐代文学的,在研究完李白、杜甫之后,只能找找二、三流诗人来研究,结果路越走越窄。

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世界眼光,不要对自己没信心,害怕自己除了研究本国历史之外就不能研究别的问题。一个好的学者需要挑战自我知识的极限。

澎湃新闻:您曾发文说,参加了三次“长江学者”评选都没评上,“我以后不和他们玩了”。现在您得到了国际认可,还会去参评吗?

唐世平:不会参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不认为所有评选都是公正的。我认为我的水平早就够了。

澎湃新闻:可很多年轻学者并没有像您这样可以“任性”的资本。

唐世平:上世纪90年代末,我刚刚到社科院工作时,一个月只有1400元,但是我仍然坚持写英文理论作品,而那时候社科院还没有任何对这类文章的奖励。因此,我觉得,年轻学者首先要选择做足够重要的研究课题,然后再努力去做。

我理解现在年轻人生活上的压力,比如高房价等等,但是归根结底,好的研究是要靠内心驱动的。我也觉得中国科研经费使用、教育拨款的体系很糟糕,这会导致学者做些不想做的事情。

我的作品就是我努力工作的结果,和做不做教授没关系。我只写我认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这需要内心的坚守。我也理解这种坚持需要外部支持。我希望在复旦或其他高校,教师的固定收入能有比较大的提高,使大家能心无旁骛地花时间做出轰动的文章。(完)

来源: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2813                                                                (该文章来源于网络,文章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若有侵权请24小时内直接与本网站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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