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广场舞代表私人生活的兴起,国标的结果一定是被抵制

广场舞代表私人生活的兴起

广场舞代表着私人生活的兴起,它源自民众自发,并非官方的组织所为,是一种民间自发的生活,这种自发的私人生活难以在计划体制下发生。

不妨对比先前学校和机关里的广播体操,广播体操首先是一个国标,由单位在确定的时间里组织其成员参与。这种锻炼活动也是一种国家计划。实际上整个社会生活都是国家计划的,比如单位制度、计划分配。人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福利也是集体福利。

在国家计划下面,其实没有私人自发的群体生活的可能性。

情况的改变从改革开放开始,私人产权开始出现,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产权私人化——“小区”的兴起。活动空间从原来的单位集体场域演变成由私人产权定义的小区空间。我们现在所说的广场舞,大部分发生在私产化小区的公共空间里,而这种空间才会产生有人在跳舞、有人被干扰的冲突现象。

改革开放,经济学家说就是产权变革,变无所不在的公有产权部分地私人产权化,但产权概念还是一个物权的概念,缺少行动权利关系的向度。社会学家会将变化视为全面的国家计划的生活,向更多自发的私人生活的变化,包括经济活动的自发空间,文化娱乐活动的自发空间、慈善公益活动的自发空间等。

我们可以把广场舞放到社会转型、产权私有化和国家对社会全面计划的改变中去看。我说的改变,是指在原来的制度下少有私人活动的空间,少有私人自发的集体锻炼和娱乐活动。当产权开始私人化的时候,为生活小区配套的生活性的公共空间也兴起了,这与原来的政治性的公共空间不一样。

原先城市里的公共空间差不多都是为政治动员和群众集会所准备的。在我们的记忆中,每个城市中心广场里最多的活动不是自发的和娱乐的,而是有组织的和严肃的,从国庆的集会、到抗美援朝游行,从三反五反到庆祝公私合营,从文化大革命,到粉碎四人帮,广场和其他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多数活动是有组织的和政治性的,广场生活是国家主导的集体主义生活的主要景观。

这么对比,广场舞和以前广场里出现的群众场面和活动从性质上不一样。广场舞不是国家计划出来的,不是国家对社会全面的管控和计划产生的活动。

私人生活的再集体化,是自治性质的

广场舞虽然反映的是私人生活的兴起,但是这种私人活动不是单个人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这点非常重要,私人生活是与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生活相对的;而集体性活动对比的是原子化的活动取向。

广场舞的合理性和优点恰恰在于这种私人生活不是原子化的、个人的、互不相干的、追求自己利益的生活,它是一种社群生活。广场舞实际上代表了自发私人生活的再集体化。

国家规划的集体性活动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化的。无论是集体的广播操锻炼,还是各类广场的群众集会,很少是个体自发的,多数是组织动员和实施的。

广场舞作为一个社区性活动的组织者是谁?是民众自己,是草根自发组织起来的。所以可以把广场舞看成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变化的迹象和脉络。这个迹象和脉络是指在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各个方面的自主性提高后,集体性活动的组织过程也有了民间化的机制。

广场舞是私人创设私人自发而集合成的集体生活,骨子里是非科层的非机构的非政治的,但又非原子个人的活动,广场舞是从个人孤立状态走向社群状态的生活,是私人生活的再集体化,或私人生活的自发集体化,而不同于自上而下的组织集体化。中国社会从全面国家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单位制集体生活的崩塌,和单位人的原子化,这虽非单位制的全面退却,确是原子个人的全面生成,特别是数量日益增大的退休人员。他们从“集体主义”退回到“个人主义”。

广场舞最初的活动主体就是退休大妈,她们在失去组织化的集体福利或集体生活后,寻找重新社群化的生活方式,为健康,为社交,也为个人的存在感,广场舞所以应运而生。

不再有政府和行政系统来组织,组织者就是民众自己。广场舞体现的是一种自治性质的社区化,自治性质的社群化和活动的集体化。这就是广场舞体现的社群的自我组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即广场舞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社区发展最初也是政府发展的计划,先从社区服务开始做,在单位制瓦解后,人们回到社区,需要有基本的社区服务,这是单位化福利向社区化福利的过渡。广场舞并非政府发展计划,不是社区发展中某项政策性的东西,广场舞的社区性,社群的新集合,完全由居民们自发组织的。

他们创造了广场舞这种集体活动形式,而且里面的活动方式如舞蹈都是来自民间的创意,所以它的丰富性绝不是十二套国标能涵盖和束缚的,最重要是完全不能规范的。广场舞不断创造出新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居民们锻炼身体,增进联系,分享社群的种种好处。

广场舞不可规范,国标的结果一定是被抵制

国标遇到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组织力量在发生变化,但国家全面规划社会的想法在官员那里少有根本变化。国家体育总局推广广场舞标准的努力,之所以遭到广场舞大妈的质疑,正反映新旧集体主义的冲突。

有社会学家说,人民已经不是原来的人民,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人民已经开始自发的组织各种社群活动,增进自己的健康福利和社交福利,而官员们认为即使是民间自发的集体活动还是要政府来定标准,来规范。

种种治理上的冲突正源于此。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就是,自发性的社群活动,已经发展出一个大的局面,政府要做的是,面对这个局面,到底是用原来的那种对社会全面管控和计划的方式去规范它,还是善意地从旁协助,让这种自发性有更大的发展势头。

政府不应该是广场舞新闻的主角。冲突的根源不在于政府的十二套国标跟不上广场舞大妈的节奏,不仅仅是这些技术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政府还想用规划的思路来调教民间自发的创意活动。

实际上民众在没有政府规范管控标准的情况下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多样和丰富。所以政府用规范的方式根本没办法来适应这种自发性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创造。

最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广场舞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放弃要给这些民众自发活动订立标准的传统角色了,定的标准反而会干扰他们。政府要做的是,在这种私人分享性的公共空间里,解决空间权利的分享所带来的冲突问题,怎么协调娱乐的权利和休息的权利,怎样让各种空间权利各得其所而不带来冲突。

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不再是一个政治性的空间,而是和私人产权兴起所伴生的私人活动空间,这种私人活动空间在权利享用上应该是多样的。休息的权利不应该剥夺娱乐的权利,娱乐的权利也不应该干扰休息的权利。政府要做的不是制定舞蹈的国标,它们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民间自发的需要及随需要产生出来的种种变化;而是协调私产化空间中的权利诉求使之相安共存。

政府一统广场舞的江湖,只是让丰富的自发的私人生活和社群活动失去创造力,丧失多样性。国标所带来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自我组织方式和国家还想用原来那种自上而下组织社会的方式所发生的冲突。政府没有看到这个变化,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国标被抵制。

于海: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7724                                                                  (该文章来源于网络,文章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若有侵权请24小时内直接与本网站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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