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巍:市场化不足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市场化不足而不是过度至今还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政府行为既有“越位”、“错位”问题,又有“缺位”和“不到位”问题,前者妨碍了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效率,后者则弱化了政府“有形之手”的调节作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市场规则不断完善,将“倒逼”权力为本的社会结构转型。

法国少壮派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引起众多围观和议论,站边的态势也相当明显,鼓掌者有之,批评的亦不少;尽管他本人自诩不愿纠缠于左与右的立场,“希望把资本、资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毕竟苏俄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精英意识到必须做些什么来避免革命;而柏林墙倒塌后,西方金融监管和传统税制所遭遇的严重冲击也证明市场作用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皮凯蒂之所以在中国也引起强烈关注,到处受邀演讲,不外乎他的确戳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痛处——财富分配不公;然而,皮凯蒂的公式却未必适用于中国的情况。

不平等乃是这个世界的普遍焦虑

皮凯蒂通过对欧美主要国家18世纪以来资本(财富)的增长、分配趋势与机制的分析,发现资本主义还在继续上演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悲剧,且越来越多的财富是靠世袭获得的,进而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皮凯蒂认为,如果出现了“超级世袭社会”(或食利者社会)和“超级精英社会”联手的情况,那“将出现一个新的不平等世界,比以往的任何社会都更极端”。

我国改革开放不但大规模引进了资本,带来了财富观念的极大变化,同时也使劳动的地位不断弱化。未来一段时间,一方面,国际产业在后危机时期已有或将有较大幅度结构调整,发达国家透支消费情况会有所收敛,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也会加大砝码;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仍然难以摆脱传统粗放发展模式的惯性,产能过剩,土地收益耗竭,再加上内需不足与通胀压力并存,社会福利供应仍然短缺,等等。虽然官方数据显示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是严重的收入差距还是远远超过了可以接受的水平,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差距是由于腐败、垄断和制度歧视引起的,就更加强了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愤慨。

本土不平等的垄断特征

中国的富裕阶层,不少是通过房地产和财富基金投资致富的,具有权力介入、官商勾结等特点,土地出让、矿产开发、工程建设是官商勾结的“重灾区”。一些地方财政其实是土地财政,土地变成了官员和资本的摇钱树,同时还制造了一批失地,或者只得到很少补偿的农民。我国重要的经济资源都由国家(政府,实际是地方、部门行政权力)垄断,在这样一种半统制性的被扭曲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权力都集中在地方、部门手中,其实是掌握在有权的官员手中,他们就利用这个权力来“寻租”,这也正是腐败泛滥的体制性根源。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还热衷搞“政绩工程”,盲目上大项目,重复建设乐此不疲,不惜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及其巨大浪费,一边趁机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

人们注意到,皮凯蒂讲的资本其实是财富,且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资本金融化带来的财富积累。中国高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本积累率,提高了资本收入比。但是,由于中国国有资本占了相当大的份额,它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影响比较复杂,中国资本的金融化程度也远不如欧美发达国家。因此,与皮凯蒂所描述的情况不尽相同,虽然没有改变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但其中除了资本收入份额在上升,还有政府部门收入份额的增加因素;而且皮凯蒂论证的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资本收入不平等(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到3/4),中国的情况更靠近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但无论如何,收入的代际流动性也在下降,包括财富代际传递的“世袭(拼爹)”问题也开始出现了。当“富二代”不劳而获占有了大部分财富,社会流动的通道以及靠劳动致富的途径就越来越逼仄。如果出现了皮凯蒂所说的“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后天的努力和才能”,那就必然出现社会流动及其代际流动性下降的趋势。广受人们诟病的以权谋私利的“官主”(权贵)经济、“寻租”经济: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寡头化,寡头利益世袭化,正是导致我国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要靠进一步激活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贫富差距显著扩大了,而导致贫富差距最主要的还是收入分配差距。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存在某些“体制性障碍”,只能通过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市场化改革的取向有误,因此必须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后者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当活跃,甚至促成了某些逆改革的动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这是一段很有份量的话。显然是针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而言的。

尽管市场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但市场经济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形成市场调节力量,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运行,促进了社会信用体系和经济社会活动规范化;市场经济激发经济体的主动性,促使它们充满活力、蓄势待发,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也为它们公平参与竞争提供了可能性;市场经济还能激励技术创新,节约社会资源,改进产品质量,推动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创新等等。应该说,市场化不足而不是过度至今还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中国现在仍然是全球资本流动的集聚地,外商直接投资的回报相当高,本土资本则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创新能力不足,再加上劳动成本增加,回报率比较低。中国的资本主要还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总体而言,实业资本收益率并没有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其中还有不完全市场不充分竞争的“拖拽”效应。因此,尽管皮凯蒂认为r > g与市场竞争是否完全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在中国,政府行为既有“越位”、“错位”问题,又有“缺位”和“不到位”问题,前者妨碍了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效率,后者则弱化了政府“有形之手”的调节作用。

新一届政府特别强调,凡是市场能做好的,就让市场去做;凡是能利用市场机制的,就尽量引入市场机制。这既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又再次催促政府必须转变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政府只是服务者,是市场规则的维护者和市场关系的仲裁者,但不是掌控者。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市场规则不断完善,将“倒逼”权力为本的社会结构转型。近年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实验及其更大范围的推广,就是要让市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其效果正逐渐显现出来。

来源:社会科学报 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bao/2012skb/lilun/u1ai8706.html                                            (该文章来源于网络,文章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若有侵权请24小时内直接与本网站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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